题外话，我知道每每写这种文章，反响就异常的冷淡。原因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一二。拜上帝、如来和阿拉所赐，我这的“active member”多是女性读者。写这种批评时政的文章确实没有甚么读者群。而我那可怜的几个男性读者，也都在生活的重压下渐渐远离网络。

 

没关系，这并不影响我三五不时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毕竟blog是自己写着high的，今儿这题目就假装是自己做思想总结。您要抬眼不小心看到，手头有正好没有几百万的生意，那就请您也哼一句。算给我一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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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起因是今天又看《锵锵》，是谈关于“开未死亡证明”这种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题材。（一下就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从而引出了为什么在电线杆广告媒体上，“办证”已经从数量上超过了“老中医治性病”而成为最火爆的“大众地下行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压根就没有甚么服务性可言。除了抢钱，还要在精神上摧残我们，那副嘴脸之丑陋，堪比芙蓉姐姐的腰身加上如花的脸。

 

我想出国的列位都还有过办出国的种种“奇遇”吧。办个护照要跑n趟警察局（n>=3），n个证明要办n×2次，最后还要被签证官折磨一次。（芬兰的同仁们都记得北京使馆原来那个男的“泥腿子”吗？我们曾经在芬兰歃血为盟，要是在使馆外哪见到那小子，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揍。）

 

芬兰政府的办事效率并不是发达国家中最高效的。但在芬兰办任何手续都有几点是国内“遥而万不能及”的。第一，我们至少看个好脸色。每年的helsinki的签证可谓是比较体验等待的滋味的时候。最长纪录我听的是许佳萍同学的“整整一上午”。可就算再慢，你见到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她都是一脸笑容。没有那种眼皮一翻一翻的若死状。于是，我发作的心理也就被压抑了下来。第二，我们是老大，你是马仔。在芬兰，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服务的”。你有问题尽管问，有要求尽管提。最夸张的，你发作了他得忍着。我就见过在警察局签证处，一个“芬英”都不通的大妈在多次交流失败后，开始抱怨芬兰语如何之难，她以如此高龄学习芬兰语是如此之苦。而里面的小哥，只能无奈的等大妈尽情地个人表演结束，才以方才1/2的语速再次尝试交流。

 

而至于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制定会如此纷乱庞杂，冗赘不堪；而其效率之低下，态度之恶劣，以及人性之泯灭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归咎原因，还是那个谁也不敢捅的窗户纸－权力的赋予和权力的监督。权力的赋予太敏感，我留给比我更猛的人去谈。而权力的监督就足够在这里讨论一番的了。

 

18世纪最牛X的思想家之一，与孟子有同姓之雅的孟德斯鸠在阐述三权分立中，遍阐述了权力的制衡和监督。而制约必须是体制外的机制，而且必须是有惩罚手段的制约，才有效力。我国官方的权力制约机关是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人大的监督在各级政府，并没有对政府的处罚能力。（不知道中国选举程序的可以单独联系我，咱们单独交流……）而所谓的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也就是“纪委”和“政协”，更是由于纷繁复杂的关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变成“对人，不对制度”的整蛊工作。

 

官僚体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用，会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无限扩张。而扩张的系统便纷繁复杂且相互纠缠，最后便是效率底下。而没有监督又使得低下的效率成了一种“强加的自然”而无法被改变。反观有“门路”的特权阶层，便可以常人无法相信的速度轻松搞定貌似mission impossible的工作。这便能看出，并不是制度中人的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

 

制度是不分国界的，并不是中国人就不能有好的制度。以华人为主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以严明的制度，高效透明的公共管理在世界著称。而来到芬兰的中国使馆，也在大环境下颇有效率。反观芬兰驻华使馆的“泥腿子”事件，可见坏的制度下，生成的人也会被制度腐蚀。

 

总之，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虽如此之困难，而我们的状况又是如此之不堪，但有志者还是要有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制度。正是于此，公民的权力才能在政府的服务和保护下得到实现和伸张。

我终于在离开芬兰，离开北欧之前去看望了一下Norway的Emma。清早6点出发，一路飞机+火车，一路奔向Emma的地盘，Stavanger!

 

火车的旅行比我想象的憋闷不少。没有交谈的9个小时，而且又不能哄着自己睡去。起初的几个小时，窗外的风景和芬兰相差无几，只是不时的隧道提醒我这是那个多山的国家。而每离stavanger近一点，我迫切想见到Emma的念头就强烈一份。终于到了下午5点半左右，火车行至一个叫Gyland的小站。我实在抑制不住思念的情感，把他们用诗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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