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梁文道（长得不如我，附图片）一篇blog，写了关于月经与女性主义的事情。我非常喜欢。

确实，从芬兰这种让女人当总统的国家的角度看来，中国的女权还非常的落后。不仅是从国家的角度上，女性没有行使和享受应有的权力,（据统计，全国每年拐卖妇女的案件大约有3000起。)而且中国女性自身对于女权的意识和思想还处于懵懂之中。

作为男性，我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并不希望成为谁的“终身依靠”这种男性主导社会的角色。个人观点，女性的独立起始于经济上的独立，而女权的维护也更要基于男女平等的理念和框架之下。希望看了这篇文章，大家也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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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来港活动的女性性工作者总是不忘服用避孕药，不只是为了避孕，更是为了控制月经，使它更有规律，同时还可以减少经期的痛楚。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月经是阻碍她们维生的大敌，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们很难想像，原来某些地方的工厂也常发避孕药给女工，其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月经，减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愿服药以提高产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工厂的管理者是怕一个女工的不适会带来自己的损失。他们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尽。对他们来说，女工对工资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顺听话，简直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最大的麻烦恐怕就數月经了。月经从来都是个麻烦事，而且见不得人，每个女人都自小被教导雩把它仔细藏好，每个女人也都难免以耻辱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按月流出的「污血」。正因如此，所有卫生巾的广告都得强调自己防渗防漏的妙效。这些广告的拍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人对月经的恐惧达到了什么地步，它们的色彩总是一片轻柔的无垢雪白，好完全回避任何与血液有关的联想。就算真要用液体在镜头前示范卫生巾的吸水能力，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液体也一定是蓝的。难怪我有个电视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了十二岁那年，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去年离世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艾莉斯·杨，在其遗著《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中专开一章来谈月经的问题。她敏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正常的身体、预设好的身体、每个理当如此的身体，都是不会从阴道中流出血来的身体。因此要‘成为’自然，就得被视为自然，来经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还得藏好一切证据”。这当然是因为所谓“自然的身体”，其标准是以男人的身体来设定的。这种男性的身体标准无处不在，尤以工作场合为最。艾莉斯·杨又说：“月经使得学校和职场等公共体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别的需求。学校、职场及其他科层式平等的公共体制，预设了一种有着标准需求的标准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是没有月经的。”结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说美国某些工厂限定了工人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完全不考虑女性的生理需求，没想到经期中的女性使用厕所的方式有别于一般男性。这位女性主义健将或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在中國只会变得更糟。在这裏，大部分工厂也都严限工人上厕所的时段，它们比起美国的同业幸运的地方是几乎用不着担心给人起诉性别歧视的风险。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发药给女工的厂商，更是毫不掩饰他们视工人为单纯生产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训女工的肉体，尽其所能地使之成为没有月经的标准身体。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中國製造》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做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中國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今天又看了一集《锵锵三人行》，内容是有关环境保护的。很发人深醒。

中国的环境问题，媒体报道了又报道，政府规定了又规定，可仍是不见起色，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人们心中对于环境的重要程度没有提高到“生存”的层面。

确实，今日之环境已经不再是关系子孙后代的事情了，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太湖的蓝藻，洞庭湖鼠灾……就说我熟悉的北京，多少人说过北京现在根本看不到星星，多少人在北京每天出门带口罩。北京曾经是水域环绕的城市，而今，只能依靠夏天暴雨才能给水库蓄水。图片为证，这就是北京的天空……

我们扪心自问，多少次随手扔掉了手里的垃圾，多少次为了面子而不把剩饭打包，多少次使用一次性筷子，多少次在超市多拿塑料袋……我希望大家就算达不到“绝对环保”的要求，也尽量能从点滴做起。多一份力量，就少一份污染。

早上剩的粥我放冰箱了，明天早上接着喝。